世纪转折　变化世界里的中国

1800年，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，无论内部社会条件，还是外部的国际环境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最为显著的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：在此之前，西方国际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基础上向外扩散，影响也仅限于美洲、非洲及亚洲的南亚次大陆、澳大利亚等地。工业革命发生使这个世纪基点成为转折。西方社会取得了经济优势，改变东西方贸易长期不利于西方的局面，并从中汲取了令东方望尘莫及的军事优势——非西方体系不断被分解。

英国作为工业化国家的先驱，在所有竞争者中享有率先地位。工业革命后，英国商人不再对特许权和垄断权感兴趣了，引起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促进大势所趋的国际自由贸易，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事实上垄断全球市场。英国采取一种双重政策：一方面允许外国货自由进入英国市场——因为这些货物一般很少竞争能力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交换，强迫弱国开放市场。在英国看来，只有将全球当作它的市场，作为“世界工场”的它才具有价值。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，也即所谓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取代垄断性重商主义的时期。在这以后的一个世纪中，竞争中的工业企业输出制成品而后从边缘地区输入原料，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美洲也开始渗入亚洲。

自满清入关以来，西方与中华社会的贸易额虽然说是微不足道但也断断续续进行着。实际上自葡萄牙人主控亚洲海域和贸易，贸易一向是利于中国的。贵金属的流入，尤其大规模进入流通领域，使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手工业、商业发达起来。明清政府欢迎这种贸易。但有两件事使这种贸易不能持续：一是美洲的金银骤然减少；二是欧洲社会对金银的需求量同样在增加。1800年英国政府下令禁止白银出口。

英国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葡、荷两个原先主导亚欧贸易的国家。一是在“七年战争”中它打败了法国成为全球性海上霸主，使印度变成它在亚洲的殖民地。换言之，印度已成为西方体系的边缘地区：提供廉价劳力、原料，消化英国工业制品。英国由此可以在海上称霸印度洋，游击东非、东南亚；在陆上畅通无阻地打开阿富汗，一直渗透到中亚及中国的新疆、西藏。有了这样一个据点，它可以从陆上、海上同时威胁到中国；二是这时的英国因工业革命已在经济、军事上整体武装起来了。军事自不必说，战舰的速度、装甲性能以及火炮的射程、穿透能力都已不是清朝所能想象的。经济方面，它的机械化生产出来的工业制品，价格低廉富有竞争性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持续数千年的东强西弱的贸易格局。

依旧是印度，从这里，英国人不择手段地在贸易上头一次战胜了中国。英国是印度的宗主国且是中—印—英三边贸易的主导者，1791年─1799年，印度货物出口增加了3倍。正是英国推动了印度的棉花种植，这一产品占据了中国广大市场，以满足不断翻番的人口增长需要。其次是印度种茶叶的兴起，成为中国茶在欧洲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——在此之前，已养成饮茶习惯的欧洲人对中国茶的需求是无限的，这是导致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商品。第三是在印度种植的鸦片大批进入中国——这使得清政府先后于1729年、1799年两次禁令进口鸦片。转机在1793年发生，这一年英国对华贸易出现了首次顺差：73．39万英镑，而上一年它逆差6万多英镑。“毒品贸易不仅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利润，而且通过刺激印度对英国棉织品的购买力还增加了间接利润。因此，在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鸦片进口时，就引起了曼彻斯特工业家们的恐慌，这些工业家热心地支持了此后的鸦片战争”。

必须承认，中国出口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等等完全是传统经济的产物，长久来看，即使没有鸦片出现，贸易也将逐步不利于中国。

不管怎样，白银外流的事实，加重了清政府日趋严峻的财政情势。在此之前，一百三十余年的康乾盛世的财富积累被两个无底洞消耗贻尽了：边防及人口增长。

自康熙起，大规模的战争不断：雅克萨之战和平定准葛尔噶尔丹之乱。乾隆先后平定四川、台湾及缅甸、越南的暴乱，最成功和显赫的战役是平定新疆南部的叛乱。但是长年维持百万人的大军，并且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，使积累的财富未能转化为商品在民间流通，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超于传统的经济形式——将增长的财富化作资本，以投资收回利润，周而复始地推进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。

还有一个使社会经济失去平衡的因素是人口的增长。人口增长在16世纪就已很突出。1600年人口已达1．5亿。但仅仅200年人口竟翻了一番达到3亿，实在增长太快。这与后来广西爆发农民起义有直接关系。

人口的增长，促进了商业进步。但是这些良好的迹象很快被过早发生的人口爆炸结束了。大批的剩余人口涌向边远地区，但土地还是不够用。由于劳动力很多，农业方面的技术改进得不到支持，农业生产率也不可能提高，反而出现土地效益递减。清政府没有能力采取措施吸收这些剩余人口，还于十八世纪多次下令禁止移民海外。农民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，一些生活贫困的农民暗中成立秘密组织。

1800年前后，世界上只有1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万，其中有5个在中国，这5个城市供养着中国总人口的5－6％，然而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而非像西方那样是生产性的，它多半居住着因战功而受赐的贵族、官吏。正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导致农村人口空前规模地涌向各大小城市———1800年前后全球一半的大城市在中国就是这一人口压力的结果。但由于城市的工业、手工业未发展起来——社会政治、经济结构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力。而西欧的城市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天下，它拥有一定的自治特权，同时也形成了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，国王们是与这些集团联手打垮了封建领主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最终出现了能代表商人及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。欧洲经济革命又以农业革命为先导，在半个世纪以内使农业产量增长了40％，离开土地的农民为城市新兴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，这些新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。农业生产力提高后，产生了更多的消费者和资金，在国内外有了更广阔的市场。可以看出，欧洲的社会变迁是源于一种有机的自主型经济发展。正是农业与城市工业的互相促进，发展了国内的工业化，这种工业化成为提高国民生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驱力。